拖拉机在雪地上颠簸了四个小时，终于看见了农场的灯光。推门进屋，暖气扑面而来，桌上端着热乎的饺子。四个媳妇同时站起，脸上都带着笑意。塔季扬娜接过我手里的包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回来了就好。”那一刻我几乎相信，这个家依然属于我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跟着塔季扬娜走进那片白桦林。她没说明去向，我也没多问。林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雪从枝头簌簌落下。木屋门缝着，一股药味混着一种熟悉又陈旧的气息从屋里飘出。我探头往里看，炕上躺着一个人，瘦得皮包骨，裤管以下空空的。他转头看到我，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建国，你来了。”我退了一步，然后就听见自己的膝盖砸进雪里的声音。

01 那是1998年春天，我二十三岁。厂里关门的那天，我在门口站了一下午。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转，人却散了。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工资，三百七十六块。厂里后来发了台缝纫机当补偿，我背回家，妈看了半天也没说话。那时候，东北下岗的人多得像雪片。

冯国源来找我那天，我刚把缝纫机卖给收破烂的，换了八十块钱。他在我家门口蹲着抽半包烟，站起来说：“建国，咱走吧，去那边。”我问他去哪儿，他说去俄罗斯那头，去买地。他说那边地便宜，大块大块的有人送。我愣了一下，脑子里想着我妈，想着这座小城灰蒙蒙的天。

第二天我把房子抵押，又找亲戚凑了些钱，凑到八万块。冯国源也差不多，把他家祖传的老家具卖了，凑了六万。我们把十四万块捆在贴身的地方，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。出去一百多公里后，他才跟我说实话：“建国，咱去那边，别的都不干，就买地。”我没多说，看着窗外一片片田野滑过，都是别人的田。

走的前一晚，妈追到村口，把一双千层底棉鞋塞进我口袋，叮嘱我到了那边替国源他爹上炷香。我当时没明白，她也没多解释。后来才知道，多年前国源他爹在黑龙江把我妈从冰河里救上来，那命是人家给的。这份恩情一直在我心里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回报。

到了西伯利亚，我们先租了间快要塌的木屋，第二天就去打听地的事。那儿的地确实便宜，但有条规矩：外来户想买地，得先在那住满两年，还要一个当地人做担保。我们觉得受气，但也只能忍。那年春天，我们在木屋后头开了小块地，种点土豆和白菜。地冻得硬邦邦，铁锹一插手都发麻。我累得直不起腰，国源倒是哼着东北小调干活。

入夏后，我们花钱请了个当地老人做担保，买了第一块两百亩的地。合同是找人翻译的，我们看不懂，只知道按了手印。回到木屋，国源从怀里掏出一张歪楞楞写的纸，说是他让当地人帮写的合伙协议：地你占四成九，他占五成一——他笑着说多占那一点是因为他去谈的，你负责干活。他把纸折好，放进铁皮盒里，又往盒里扔进一只玉镯，说那是他奶奶传下来的，让我如果哪天他出事，把玉镯带回我妈那儿，算是替他还情。我没答话，心里直发冷，觉得这像是在给不祥留证。

那年秋天来得特别早，白桦林一片金黄。我站在地头看着树叶落下，心里说不清是酸还是甜。国源蹲在旁边抽烟，忽然问我：“建国，你后悔没？”我说不后悔，回去也没好出路。他拍拍屁股站起来，说咱好好干，还说了句我永远记得的话：“咱在这儿干二十年，把地整成大农庄，把你妈接来住最暖和的屋子，吃最白的面。”那一夜北风很猛，窗户哗哗响着，我躺在炕上却意外地踏实——那份踏实成了以后二十多年里最后的一次真正安稳。

02 暴风雪是在第三天晚上袭来的。前一日晚，国源说要去看看牲口棚，披上旧军大衣就出去了。门被风一吹关上，我还愣了一会儿，去捅炉子。他那晚没回来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找，雪厚得过了膝盖。沿着他平时走的路，我先找到牲口棚，门开着，牛缩在角落里哞哞叫，可人不在。我继续往北走，雪越深越深，一脚踩下去到胯骨，风在树梢上呜呜叫，我喊着他的名字嗓子都喊哑了。

第三天，我走到林子尽头的一个雪谷边。那谷下面夏天有条小溪，那天我站在谷边往下